[ 聶立澤 ]——(2012-3-21) / 已閱17038次

　 （一）不同案件的分類

　 對于不同的案件，從刑罰學的角度講，根據其可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罰強制和處置，可以將其由低到高劃分為輕罪、重罪和死罪案件三個層次。依據我國現(xiàn)行刑法的刑罰規(guī)制，輕罪案件主要是指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和罰金刑的案件，重罪案件則是指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案件，死罪案件包括死刑立即執(zhí)行和死刑緩期執(zhí)行的案件。與之相對應，刑事證明標準也應當逐步愈加嚴格與審慎地由低到高層次性體現(xiàn)和設定。[20]

　 這種劃分既立足于審判實踐，簡明清晰，同時又嚴格涵攝于我國刑法分則之內，法理兼?zhèn)�，是對我國理論上刑事證明標準的層次性構建和實踐中高低搭配適用的動態(tài)性體現(xiàn)，具有科學和應用性，主要理由如下：（1）利于了司法機關合理高效的配置和行使司法資源。證據既是立案、起訴、審判等司法活動的基石，也是其試金石。對于輕罪案件，在現(xiàn)實中一般都情節(jié)相對輕微，事實明白清楚，證據簡單完備，其自身比較容易和自然的就被司法機關認清和“鎖定”了，因此輕罪案件的刑事證明標準就應當是較低，不少案件可以和解結案，不必人為拔高證明標準而消耗更多的司法資源。（2）尊重和保護了當事人。侵害人身權利等的犯罪案件是最常見的重罪案件，這類案件所侵害法益位階較高，社會危害性嚴重，相應的刑罰也較重。如果此類犯罪的刑事證明標準較低的話，那就意味著在司法中人罪容易，表面上看似有利于被害人，但是，刑法不僅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也是自由人的大憲章。在還沒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就是犯罪人的情況下，實質上就是在司法適用中對犯罪圈的變相擴大，不利于當事人對法律公平和正義的真正實現(xiàn)。申言之，正是因為其侵害法益的嚴重性及其刑罰的嚴厲性，才要求重罪案件刑事證明標準較高的層次性，借以防止與杜絕錯判的發(fā)生。（3）捍衛(wèi)和保障人權的需要。死刑是最嚴厲的刑罰，適用死刑立即執(zhí)行意味著被告人生命的終結和個體的消滅，因錯判而被執(zhí)行的無法挽回。故此，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應當最為嚴格。聯(lián)合國1984年《關于保護死刑犯權利的保障措施》第4條規(guī)定也指出：“只有在對被告的罪行根據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而對事實沒其他解釋余地的情況下，才能判處死刑”，這里的“對事實沒有其他解釋余地”（ leaving no room for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fact）與“排除其他可能性”基本一致，并顯然高于“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21]

　 （二）國外立法的啟示

　 所謂“排除其他可能性”和“排除合理懷疑”，[22]是英美法系訴訟法和證據法中高低有別的兩種刑事證明標準層次。在英美國家，按照證明標準確定性程度，總共可劃分為九等：（1）絕對的確定性—任何法律目的均不作此要求；（2）排除合理懷疑—刑事案件中為有罪認定所必需；（3）明晰且有說服力的證明—適用于某些民事案件以及某些管轄法院對死刑案件中保釋請求的駁回；（4）優(yōu)勢證明—適用于多數(shù)民事案件以及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肯定性抗辯；（5）可成立的理由—適用于逮捕令狀的簽發(fā)、無證逮捕、搜查及扣留、控訴書和起訴書的發(fā)布、緩刑及假釋的撤銷，以及對公民逮捕的執(zhí)行；（6）合理相信—適用于“阻截和搜身”；（7）有合理懷疑—無罪釋放被告人的充足理由；（8）懷疑—適用于調查的開始；（9）沒有信息—不能采取任何措施。[23]這種高低層次性的刑事證明標準結構是值得借鑒的，在我國目前以“案件事實清楚、事實證據充分”為基本標準的前提下，就死刑案件與非死刑案件的不同層次而言，我們認為，死刑案件的刑事證明標準應當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具有排他性和惟一性”，而非死刑案件則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24]整個證明標準呈現(xiàn)一高一低，層次遞進的態(tài)勢。[25]

　 （三）我國學界的爭議和分析

　 事實上，目前我國學界對于“事實清楚”中“事實”的這一證明標準的內涵認定上也是存在巨大分歧和爭議并分為兩派：傳統(tǒng)觀點堅持“客觀真實論”，即刑事證明的標準應當是“查明案件的客觀真實”，[26]如有的指出：“我們認為刑事證明的目的，總體來說是要達到訴訟（案件）客觀真實，即指公安司法人員在訴訟中根據證據所認定的案件事實要符合客觀存在的案件事實�！盵27]近年來大多數(shù)學者倡導“法律真實論”，認為，“對一個具體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只能達到近似于客觀真實，而且是越接近客觀真實越有說服力……客觀真實只能成為刑事案件證明的一個客觀要求，它告誡辦案人員要奮力地接近它，而絕不會成為個案的一個具體的證明標準。”[28]

　 以上兩種觀點，均有合理之處且學界目前并無定論，我們認為兩者并不是完全對立的：其一，從本體論上來講，兩者實質上都是人類對于犯罪行為或者案件過程的這種客觀存在的司法主體的一種反映和判斷。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歸根到底也還是客觀世界和物質事實的兩種不同層次的體現(xiàn)，都為社會客觀物質本體而決定，依據馬克思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兩者是屬于統(tǒng)一的法律意識范疇而可以為共同存在的。其二，從認識論上來講，“人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永遠無法達到與客觀實際完全一致的程度，但在一定的限度和一定的范圍內，人類對具體客觀事物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環(huán)節(jié)的認識是能夠達到與客觀實際相一致的程度�！�…也就是說，在訴訟證明中，相對中有絕對，絕對中有相對”，[29]是一種認識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辯證統(tǒng)一，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是可以共存而非絕對排斥的。其三，從價值論上來講，有學者曾經說過，“刑法即為實體法、目的法，刑事訴訟法則為程序法、手段法。”[30]因此，刑事訴訟法和證據制度都應當是有價值的，除了自身程序相對獨立價值之外，還應當體現(xiàn)出刑法的價值，因為后者正是刑訴法根本的價值所在。而我國刑法對于死刑的態(tài)度和價值選擇，正是“慎殺少殺甚至盡量不殺”，限制和逐步廢除死刑已經成為當前我國刑法改革和修正的一項重大趨勢和價值判斷，因此刑訴法作為刑法價值體現(xiàn)和實踐司法操作程序規(guī)制的手段法，應當對于死刑設置較高層次的刑事證明標準，即我們認為對于一般案件可以考慮適用“法律真實”，但是對于死刑案件，在刑訴的立法和司法層面則應當堅決保留和適用“客觀真實”的刑事證明標準，嚴之又嚴，慎之又慎，凡是達不到這一標準的，就不能判處死刑，從而使刑訴法真正的和我國刑法根本理念和價值相適應，與世界的刑事立法趨勢和我國的法治文明建設相適應。

　 實際上，陳光中教授對此就曾提出過一個證明標準在司法適用中“確定無疑—排除合理懷疑—有確實證據的推定”的三級層次架構，前者主要適用于死刑案件，中間階段適用于大多數(shù)的非死刑案件，對此我們是基本贊同的。但是對于第三個層次的“有確實證據的推定”，則有待商榷，因為這種標準帶有“有罪推定”的嫌疑：其一，從學理上看，這些“證據”并不是完全嚴格意義上的定罪量刑的直接充分的證據，而至多只是一種判斷被告人可能犯罪的線索，推定不能等同于確定。其二，從司法實踐中看，本條標準適用并不廣泛普遍，主要是對應于特殊的持有型犯罪，如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等，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刑法第395條所規(guī)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司法機關只要查明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人，差額巨大，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合法的，即構成本罪。顯然，本罪的刑事證明標準過低，司法機關對案件事實和金錢的客觀來源等幾乎不需調查認證，在司法適用中不是在“排除合理懷疑”，而是在“添加有罪懷疑”，并憑懷疑人罪，主客觀并不統(tǒng)一。因此我們認為這種有證據的推定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只能是特例，而不能成為一般性的刑事證明標準。

　 （四）司法實踐中對不同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情況

　 實際上，對輕罪、重罪和死罪案件的刑事證明標準適用中呈現(xiàn)出來的層次性已是不爭的事實。司法實踐中衡量個案裁判證據認定和采信支持是否嚴格和充分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發(fā)改率，從廣東省司法實踐和刑事證據證明標準適用情況來看，確實是重罪案件的發(fā)改率比輕罪高，重罪和死罪案件的證明標準要求較高。[31]如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的數(shù)據顯示，[32]自2005 - 2006年3月份，其收到廣東省高院二審改判的案件8例，發(fā)回重審1例，共9例，除去一些程序瑕疵性等原因的發(fā)改案件，主要原因是在事實認定方面沒有到達應有的標準，例如在上訴人段某某伙同他人（同伙在逃）一起持刀搶劫刺傷被害人胸部至其死亡案中，一審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但因本案中共同犯罪的主案犯在逃，基于事實證明和本案具體情況等，二審對上訴人判處死緩。由此可見，該案體現(xiàn)出了省高院在刑事證明標準的司法適用中，對主客觀相統(tǒng)一原則的堅持，不僅體現(xiàn)在定罪上，也體現(xiàn)在量刑上。從各地中院的發(fā)改率情況來看，結論也是如此。以廣東省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為例，從2008 - 2010年8月份的三年中，該院審理的各基層法院上訴、抗訴案件，維持率均在90%以下，但發(fā)改率也呈逐年降低趨勢。2009年，全市上訴、抗訴案件發(fā)改率為14.9%，而2008年發(fā)改率為28.8%,2009年比2008年下降了13.9個百分點。雖然該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上訴、抗訴案件包含了無期徒刑以下的重罪與輕罪案件，但是發(fā)改率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中級人民法院對證明標準的要求整體上更加嚴格，而重罪案件就在其中。

　 而對輕罪案件在刑事證明標準適用上也有針對性與層次性的體現(xiàn)，這主要是通過“繁簡分流，分類辦理”的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來實現(xiàn)的。2007年4月至2008年5月底，深圳市羅湖區(qū)檢察院偵查監(jiān)督部門適用快速辦理機制辦理案件843宗，公訴部門適用該機制辦理案件841宗，分別占所有案件的31.16%和36.28%。當然，根據當前廣東省刑事司法實踐驗證及成果體現(xiàn)表明，對于輕罪案件的快速辦理機制的適用也不是對其刑事證明標準的完全放松，而是有利于司法主體在法律框架內充分發(fā)揮其主觀能動性，恰如其分地與輕罪案件的主客觀方面有機的統(tǒng)一，達到了公正與效率的衡平，實現(xiàn)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一致。該院2007年4月開始實施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后，2007年該區(qū)法院刑事案件改判率就由2006年的14.9％下降為9.9%，而2008年1 -5月的刑事案件改判率更是下降到1.8%，適用快速辦理機制判決的輕微刑事案件被告人無一上訴。[33]

　 五、結語

　 以上理論和實務分析表明，刑事證明標準在我國刑訴法中規(guī)定雖然比較籠統(tǒng)單一，但在司法實踐中確又具有橫向和縱向層次性。正是基于此，我們的司法主體既需要也能夠充分發(fā)揮其主觀能動性和司法智慧，在法條和案件事實之間實現(xiàn)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和統(tǒng)一，從而達到司法適用的公平正義和高效合理，而貫穿其中的證據尺度和標準的基本理念和原則，就是主客觀相統(tǒng)一原則。




注釋:
[1]趙秉志主編：《刑法爭議問題研究》（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頁。
[2]參見聶立澤：《走進刑法—中國刑法基本理論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7-14頁。
[3]但是因為行刑階段所認定的這種主客觀即改造和再教育事實等并不是我們在本文中所要討論的刑事證據，行刑中的這種事實或者情節(jié)以及犯罪人的悔過自新等等與定罪量刑中的“證據”并不是同一層含義，此不贅述。
[4]陳光中主編：《刑事訴訟法學》（新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頁。另見聶文峰、田艷暉：《我國刑事證明標準層次性探討和重構》，載《河北法學》2009年第11期。
[5]李學寬、汪海燕、張小玲：《論刑事證明標準及其層次性》，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5期。
[6]參見羅國良：《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是定罪標準》，載《法律適用》2010年第9期。
[7][蘇]特拉伊寧：《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頁。
[8]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頁。
[9]參見何秉松：《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犯罪構成理論新體系》，載《法學研究》1986年第1期。
[10]從理論上來講，最廣義的定罪的范圍還應當包括對行為不構成犯罪的一種處斷形式，以此觀之，我國的偵查、公訴機關顯然具有這樣的權力，因而將其視為定罪主體并無不妥。
[11]陳興良：《刑法哲學》（修訂三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頁。
[12][美]沃爾德等：《理論犯罪學》，轉引自吳宗憲：《西方犯罪學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頁。
[13][日]大塚仁：《刑法概說》（總論），有裴閣1992年改訂增補版，第45頁。
[14]聶立澤：《刑法中主客觀相統(tǒng)一原則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頁。
[15]陳興良：《刑法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46頁。
[16]前注[5]，李學寬、汪海燕、張小玲文。
[17]應當指出，針對第141條有學者提出它是一種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而不是“證明標準”。參見陳衛(wèi)東、簡樂偉：《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問題研究》，載《河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我們認為這是不甚必要的，因為證據標準的提法傾向于靜態(tài)的物，而證明標準則側重于動態(tài)的司法主體和活動，證據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證明，如果只是徒然變換稱謂而未從根本上對法條進行完善，也只會使其愈加繁瑣，不利于司法操作。
[18]上訴、抗訴、二審等在文中我們暫不討論，因為在這三個階段，證據所起到的也更多的是一種靜態(tài)的“審查”的作用和意義，而且與從刑事立案到審判中證據的“證明”標準性質和內涵也并不是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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