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秀才 ]——(2012-8-27) / 已閱40000次
第一，拘傳時限。舊法規(guī)定拘傳的時間一律為12小時，新法規(guī)定：“傳喚、拘傳持續(xù)的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案情特別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持續(xù)的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第二，逮捕審查期限。舊法規(guī)定：“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十日以內(nèi)作出決定。在特殊情況下，決定逮捕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倍路ㄒ�(guī)定：“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十四日以內(nèi)作出決定。在特殊情況下，決定逮捕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三日�！�
第三，法院一審、二審審理期限均有延長。舊法規(guī)定：“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后一個月以內(nèi)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奔雌胀ǔ绦�?qū)徬拮疃酁?5天。而新法規(guī)定：“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后二個月以內(nèi)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三個月。”且如果是“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經(jīng)上級法院批準，還可再延長三個月。舊法規(guī)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受理上訴、抗訴案件，應當在一個月以內(nèi)審結(jié)，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guī)定情形之一的，經(jīng)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準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一個月�！毙路ㄒ�(guī)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受理上訴、抗訴案件，應當在二個月以內(nèi)審結(jié)。對于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guī)定情形之一的，經(jīng)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準或者決定，可以延長二個月。”
第四，增加規(guī)定了二審時檢察機關(guān)查閱卷宗的期限為一個月，且不計入法院審限。
五、重審以一次為限、重審不加刑
（一）重審以一次為限
這實際上是“免受雙重危險”原則的體現(xiàn)。司法裁判活動應有“終結(jié)性”，在刑訴中，該終結(jié)性被稱為“一事不再理”或“禁止對同一行為實施雙重追訴”。一事不再理，是大陸法國家實行的一項訴訟原則，在大陸法國家學者看來，該原則的貫徹可以維護法的安全性，防止因為再審的隨意開啟而破壞法律實施的安全性和穩(wěn)定性；禁止雙重追訴，又可稱“免受雙重危險”，是英美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訴訟原則，對個人的刑事追訴一旦進行完畢，不論裁決結(jié)論如何，都不能使其重新陷入被追訴的境地，否則“個人就會因同一行為反復承受國家的追訴或?qū)彶�，其�?quán)益反復處于不確定、待審查、被判定的狀態(tài)，而這恰恰是對個人權(quán)益甚至是人格尊嚴的不尊重，是非正義和不公正的”。[6]時至今日，“禁止雙重危險規(guī)則或一事不再理原則，已經(jīng)被世界各國所認同，其中有五十多個國家的憲法規(guī)定了此規(guī)則”，[7]并且已被規(guī)定在聯(lián)合國《公民權(quán)利和政治權(quán)利公約》之中[8]。
網(wǎng)上暴光的兩次、三次發(fā)回重審的刑事案件比比皆是，甚至有四次發(fā)回的王善升案[9]，最離譜者被保定市中院七次發(fā)回重審的楊木申、胡永龍強奸案[10]，此案創(chuàng)‘馬拉松’之紀錄，7次重審史無前例。重審泛濫，使公眾將法院審判看成兒戲，“遲來的正義非正義”之下，極大地損害了司法的嚴肅性和公信力。此次修改，明文規(guī)定：“原審人民法院對于依照前款第三項規(guī)定發(fā)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后，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不得再發(fā)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边@雖未完全實現(xiàn)“免受雙重危險”，但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進步，是我國刑訴法與國際接軌、與時俱進的體現(xiàn)，具里程碑性的意義。
（二）重審不加刑
新法在原來上訴不加刑的基礎上，進一步規(guī)定了重審不加刑制度。新法規(guī)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fā)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人民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边@實際上是“免受雙重危險”、“避免重復評判”的體現(xiàn)。
結(jié)語：
新刑訴法修改的內(nèi)容很多，非筆者三言兩語所能囊括，但打擊與保護的對抗始終是修改的爭議焦點，也是貫穿整個修改案的主題、干線，是此次修改的中心思想�！靶淌略V訟法，不僅是人民的大憲章，也是犯罪嫌疑人的大憲章”，打擊與保護是刑事訴訟法寶劍的兩邊劍刃，不僅立法時要舞好之，處理好兩者之間的沖突，司法裁判亦然，這就是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由來和理論淵源。
筆者拙見，望能對學習好、運用好新刑訴法有所助益。
[1] 元陽縣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審判員。
[1] 戰(zhàn)國·荀子，《荀子·致士》，意思是：獎賞不要過分，刑罰不要濫用。獎賞過分，那么好處就會施加到道德不良的小人；刑罰濫用，那么危害就會涉及到道德高尚的君子。如果不幸發(fā)生失誤，那就寧可過分地獎賞也不要濫用刑罰；與其傷害好人，不如讓邪惡的人得利。
[2] 西漢·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即一人犯罪，全家、鄰里和其他有關(guān)人員連同受處罰。見曾憲義主編，《中國法制史（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第2版，第75頁。
[3]陳光中主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刑事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第3版，第11頁。
[4] 原刑訴法第九十六條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guān)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從此規(guī)定可看出：一是僅犯罪嫌疑人自己可聘請，二是每一個事項都需要委托。
[5] 最早提出這一原則的是孔子，《論語·子路》載：“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見曾憲義主編，《中國法制史（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第2版，第96頁。
[6] 同上書，第116-117頁。
[7]陳光中主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刑事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第3版，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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