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建偉 ]——(2013-5-2) / 已閱7671次
哪個國家或社會都有錯案，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國家或社會能對外宣稱它的刑事司法已經完美到沒有任何錯案的程度。域外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發(fā)生錯案之后，正確的態(tài)度是承認錯案的存在并研究致錯原因，找出刑事司法制度和實踐存在的問題加以修補和糾正，防止錯案的“自我復制”。
錯案可以避免嗎
法國前司法部長羅伯特·巴丹戴爾指出:“人的審判是有限的，是一定會犯錯的。”美國法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一書中講過這樣的意思，他在談到程序正義時指出誤判之不可避免，刑事審判應歸類于不完善(全)的程序正義:“不完全的程序正義的例子是刑事審判。要設計出永遠產生正確結果的法律程序，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小心謹慎地依法辦事，公平而恰當地進行訴訟活動，也可能得出錯誤結果。這類情況就是我們所說的誤判:出現這種不正義的情況，并不是由于人的過錯，而是由于使法律規(guī)則無法實現其目標的偶然情況的湊合。不完全的程序正義的特征就是:雖然對于正義的結果有著一種獨立的標準，但卻沒有肯定產生正確結果的切實可行的程序。”
既然人的審判容易發(fā)生錯誤，那么，人們都會關心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有多少無辜的人被定罪?美國俄亥俄州檢察總長吉姆·佩特羅在《冤案何以發(fā)生——導致冤假錯案的八大司法迷信》一書中說:“很明顯，我們沒有辦法用精確、科學的方法統(tǒng)計出有多少無辜的人被定罪，或者有多少已經被定罪的人是無辜的�！彼ㄟ^對錯案的研究得出結論:“警察部門和檢察官所認定的強奸犯發(fā)生錯誤的幾率是25%�！�
法官肉眼凡胎，不會時時刻刻、件件樁樁明察秋毫，作出錯誤判斷當然不可避免。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一種司法制度可以獲得這樣的斷言:這一制度已經圓滿解決了人在司法中可能犯錯的問題。這樣的制度根本不存在。也沒有哪一個法官敢打包票說，他在司法中不會受到虛假證據和提供虛假陳述的證人的欺罔，真正做到“明鏡高懸”、“明察秋毫”。也許等到他退休的那一天，他可以自信滿滿地總結說，吾一生司法無大過。
凡錯案必有致錯原因
凡錯案，必有致錯原因。我們很容易得出如下結論:其一，錯案必有原因;其二，錯案往往各有原因;其三，錯案一般都是綜合原因促成的。錯案的原因五花八門，初看起來讓人眼花繚亂，其實定睛細瞧，會發(fā)現錯案是有一定規(guī)律可循的。許多冤錯案件是一個模子里出來的，幾乎按照特定公式而產生;即使是有明顯不同的冤錯案件，也有相同或者近似的錯案因素。
許多國家都有學者、法律實務人員或者記者對冤錯案件進行研究分析，如法國著名律師勒內·弗洛里奧在《錯案》一書中曾將法國的錯案總結為如下幾種原因:證據確鑿，推理錯誤;從錯誤的根據出發(fā)，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法庭被被告人欺騙;法庭被文件資料欺騙;法庭被證人欺騙;鑒定方面的錯誤。
美國學者對本國的錯案展開研究，產生不少研究成果。早在1932年，埃德溫·波查德就曾對錯案進行研究，寫成《證明無罪》。后來又有學者對錯案陸續(xù)進行研究，如雨果·貝托和邁克爾·拉德烈特在1987年11月《斯坦福法律評論》雜志發(fā)表論文，對1900年至1981年他們相信是誤判死刑的350個案件進行了甄別和論述。
美國人C·羅納德·霍夫等人也對發(fā)生在美國的誤判進行研究，發(fā)現錯案是由以下原因促成的:目擊證人的錯誤;檢察官與警察的不當行為和錯誤;辯訴交易;定罪的社會壓力;辯護不充分;針對無辜者的控訴;犯罪記錄(前科);種族因素。
日本學者浜田壽美男曾言:“冤案不是遙遠的過去的事情，而是我們現在正生活著的這個世界里的事情。而且，它不是幾年里才發(fā)生一例的偶發(fā)事件。這種不幸應該說是植根于社會機制的一種不幸。”事實上，能夠引起社會關注的，往往是重大案件，如日本戰(zhàn)后出現了多起被判重刑后來再審改判無罪的案件，其中有4件原判處死刑后來改判無罪的案件，一經披露，引起朝野震動。然而這種注意力的聚焦掩蓋了日常發(fā)生的許許多多冤案。在日本，下列因素都是錯案的病灶:司法官僚制、精密司法、調查書審判、被害人的指認錯誤、鑒定錯誤等，有些冤錯案件與被告人自身原因有關。
盡管錯案的原因林林總總，可歸納為兩方面，一是主觀原因，二是客觀原因。就主觀言之，判斷者判斷能力不足，或者剛愎自用，怠惰輕忽，甚至貪贓枉法，挾私報復，都會導致冤錯案件發(fā)生。就客觀言之，有些錯案是因法庭技術未臻完善所致，如DNA技術應用于刑事偵查、司法審判之前，個人識別技術精確性不足，裁判者不能及時甄別冤枉，乃鑄成錯案，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裁判者小心謹慎，缺乏準確的法庭技術支持，仍然有可能發(fā)生錯案。
許多事后發(fā)現的錯案，一經檢討，往往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如果當初在可能知錯的環(huán)節(jié)采取了不同的做法，錯案就有可能避免。有太多的“如果……就有可能避免錯案”，可以在追溯錯案原因時被意識到，只可惜，當初這些“如果”都沒有得到實現。
錯案之后進行事后諸葛亮式的研判，找出致錯原因，有什么意義?這樣做的意義就在于，人們通過錯案，可以汲取教訓，增長司法智慧，避免重蹈覆轍，進而在以后的司法活動中減少錯案。
以錯案為改良司法的契機
就整個刑事司法而言，錯案無可避免;然而就某些個案來說，錯案又是可以避免的。關鍵是，發(fā)現錯案，要正視它，承認它的存在，并把它當作司法改革的動力和資源。忽視這個動力和資源，可能導致造成冤錯案件的病灶仍在，冤錯案件也將規(guī)律性地一再發(fā)生。
錯案對于刑事司法制度和實踐的價值是，人們可以循錯案查找錯案規(guī)律，積累經驗教訓為日后司法之鑒，并且借此推動司法改革。如美國的埃德文·波查德是對刑事司法系統(tǒng)所作誤判早期進行調查的專家，為減少誤判，1932年他提出七項措施:如果被告有犯罪前科，只能在量刑時才有意義，即只能在本案既判有罪之后才納入考慮范圍;若此前加以考慮，必須與本案有直接關系;被告人的任何口供都不得作為證據，除非他作這些陳述時有法官和目擊證人在場;專家證人應該采取公設方式，而不能為辯方或檢方單方面作證;公設辯護人為貧窮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務;對于既已發(fā)生的可能的誤判案件，應該指派獨立的調查機構進行復核;上訴法院應該獲得更大權限，不僅法律審，也應有權審查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不能僅根據間接證據對被告人宣判死刑。
日本學者提出了一些司法改革建議，以減少冤案和改善人權狀況，包括:廢除代用監(jiān)獄制度;禁止別件逮捕;建立值班律師制度;使用無法刪改的特殊錄音裝置;建立中立的鑒定機構;建立陪審制或參審制;改變調查書審判的狀況，強化公審中心主義和口頭辯論主義;嚴格判斷自白任意性和信用性;嚴格適用傳聞法則。
司法改革，目的在于彌補司法制度的罅漏，革除司法活動中的弊端。這些罅漏和弊端固然可以通過檢視現有制度和比較域外制度并借助法學理論加以發(fā)現和彌補，或者通過觀察司法運作狀況加以分析和總結并提出治理方案，但司法制度的缺陷以及司法狀況的頹壞，沒有比冤錯案件更能鮮明、集中地展現出來;冤錯案件給人們帶來的震撼，也比任何紙上議論和會議言說來得強而有力，因而也就更能激起人們改革的愿望。
如日本恢復陪審制，是從對誤判的檢討激發(fā)出來的。日本連續(xù)發(fā)生的一些平反冤案的再審案件，引起了為消除或減少誤判而改革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呼聲，其中就包括呼吁實行陪審或者參審制度。人們普遍認為，由外行人參與司法，可以使民眾以普通判斷力幫助專家，陪審員與法官相互影響有助于彌補法官與日益復雜的社會脫節(jié)所造成的不足。當然，陪審制度能否彌補日本司法的缺陷，特別是能否防止誤判，值得追問。
姑且不論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減少了錯案的發(fā)生，這種通過修補刑事司法制度來消除錯案病灶的努力是值得贊賞的。域外為防止錯案而改良司法制度的經驗對于我國刑事司法來說，頗有借鑒價值。當然，在我國，錯案原因既有與其他國家的共性存在，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我國近年來的冤錯案件，論其原因，刑訊逼供是冤錯案件形成的關鍵因素。要預防錯案，應當從有效遏制刑訊逼供入手，根除錯案的各種病灶。
總之，當我們將一起錯案中顛覆的正義再顛覆過來，不能只滿足于發(fā)現并糾正這起案件，而不從錯案中獲得更多。如果發(fā)現錯案，只有司法界乃至社會的一時的震動，時過境遷，造成錯案的制度原因得不到深究，暴露出來的制度漏洞得不到及時修補，司法運作的狀況得不到明顯改善，那么，更多的錯案就不可避免。
(作者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