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一 ]——(2005-12-21) / 已閱27038次
每個社會成員都必然具有多種角色身份，他們既是施虐者也是受虐者，人們畏懼暴力卻在使用暴力，“服從強力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但人人都有不會拒絕擁有這種權力”。 事實上，普通警察較難獲得社會、上級、家庭的尊重。此時，他們會自然向他的工作對象--自己的對手--嫌疑人索求，但是嫌疑人尊重審訊者的結(jié)果很可能是被送進監(jiān)獄。這是非常之難的。而使嫌疑人懼怕自己卻要容易得多 。刑訊逼供的被害人有的正是以暴力侵害他人的罪犯。他們蔑視一切法律、心理戰(zhàn)術和政策攻勢，唯有對暴力忠誠，一旦被刑訊就很快坦白。具有這種受虐傾向的人強化了一些審訊員刑訊逼供的心理，使其把刑訊逼供的效力臆想的無限擴大，加之于任何人。如一位訪談對象說：“打人打習慣了，不打幾下，總感覺他說的不是真的”在古代中國的傳統(tǒng)觀念中，法不僅是暴力，而且完全等同于刑�！豆茏印ば那蟆吩疲骸皻⒙窘D之謂法”�！尔}鐵論·詔圣》：“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所謂“出禮入刑”“儒法合流”正是在“等級”和“重刑”意義上統(tǒng)一的。 法律實際上在倡導強暴精神。
等級壓抑、扭曲了人性，在中國人身上打上了“主權根性”的深深烙印。對于暴力的本能畏懼，使人們不敢講理，不愿講理，不會講理了，總是委曲求全，自我壓縮。優(yōu)勢者處理問題方式有時也簡單到只用命令和刀槍的程度。這在刑訊逼供中表現(xiàn)為受害人放棄據(jù)理力爭、訴諸法律的權利，審訊者推崇暴力的同時也放棄了思索和探求的機會。
“1928-1936年我國蘇區(qū)肅反極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使紅軍敗離了蘇區(qū)，被迫長征”。 文革浩劫中僅被林、江集團直接迫害致死的就達34270人。 在以上事件中，暴力刑訊.起了重要作用。
五、文化原因
問卷調(diào)查顯示：42.63%的調(diào)查對象認為“刑訊逼供是一種合理的社會現(xiàn)象”。
（一）主流文化在刑訊逼供中的作用
“法律是為政策服務的”在我國被作為教條。警察為了在“嚴打”期間出成績有時采取非常措施。這是以法律的權威為代價的。認同通過對活實現(xiàn)的。 警察自我認同的另一個聲音來自主流話語--“法是為統(tǒng)治意志服務的”，“警察是暴力機器”。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證據(jù)體系日益科學化的今天逐漸失去其歷史地位而與現(xiàn)代刑法精神不相協(xié)調(diào)。筆者認為作為一種控制犯罪的策略尚可，若仍以政策（法律）的面目出現(xiàn)是不恰當?shù)摹Ｔ诂F(xiàn)實中，被越來越多的罪犯否認，而通過曲解卻成為審訊員刑訊逼供“合法化”的依據(jù)。偵察只是收集證據(jù)，查明客觀事實，并不涉及對嫌疑人的處罰，那么審訊員對嫌疑人“寬”“嚴”如何實現(xiàn) ？認罪態(tài)度的實際意義只體現(xiàn)在量刑上，而它作為酌定情節(jié)的一種對量刑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如果真正以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作為衡量刑罰的標尺，奉行罪刑法定，罪刑相適原則，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似乎不應有今天的地位。
（二）刑訊逼供中的警察亞文化
1、“能破案就是好警察 ”2、“壞人該打”3、個別審訊群體中視不打人的審訊者為異端4、“中國有特殊國情”這些理念是刑訊逼供合理化解釋的重要依據(jù)。同他種亞文化一樣，它只是主流文化的異形和衍生物。
結(jié)論
問卷統(tǒng)計顯示：88.52%調(diào)查對象對嫌疑人有過粗暴行為；如果不采用刑訊逼供手段，刑事案件破案平均下降28.88%�？梢�，刑訊逼供存在的普遍性。x2檢定表明，刑訊逼供取向與審訊者的性別，文化程度，專業(yè)程度，職業(yè)背景均不相關。
不同主體進入同一情境做出相近的選擇時，就看不到主體的主體性--主觀能動性。事實上他是被動的被決定的。筆者認為，從目的到結(jié)果存在如下過程：
客觀決定的達成目的可能性越多，主體的選擇余地就越大，主體的主體性就越能得到發(fā)揮，反之亦然。文明的進程就是選擇可能性擴大的過程。刑訊逼供正是經(jīng)濟、法律、歷史、文化等客觀因素決定下審訊者的被動選擇，多元不平等的社會狀況是刑訊逼供犯罪的終極原因，社會的不平等進程直接規(guī)定了其規(guī)模、內(nèi)容和形式。
刑訊逼供預防方案——功能缺失的替代
人類平等的目標是可欲的，而平等的進程注定是極其漫長的。我們?nèi)绾谓鉀Q當下的問題？通過強化對審訊過程的監(jiān)督和對刑訊逼供者的嚴厲處罰幾乎能夠完全遏止逼供行為——很多地方的社會實踐以使我們對此有足夠的信心。因為為公共事業(yè)而招致完全由個人承擔不利后果的行為在行動者看來是不合理性的,他沒有必要為此冒險——如果沒有其他壓力的話。實際上，壓力是存在的，這種壓力就是破案率。有時，審訊者往往陷入“是否逼供”與“能否破案”的自我博弈之中——在刑訊逼供帶來的風險和不能破案帶來的風險之間選擇。當法律和監(jiān)督使刑訊逼供的風險足夠大時，逼供就不會發(fā)生，破案率隨之下降——在審訊者的經(jīng)歷中刑訊逼供曾顯示出一定程度的實踐效率。但是，對社會而言破案率下降到什么程度是我們可以容忍的？多低的破案率（懲罰概率）能夠維系基本的社會秩序和公眾安全感？當國家面臨嚴重的安全威脅或者我們感到過度的犯罪恐懼時，我們會不會向警方施加壓力：必須提高破案率或者甚至會主動降低刑訊逼供給審訊者帶來的風險？因此，監(jiān)督和處罰的功能有時會被我們自己削弱——問題并沒有解決。
禁絕刑訊逼供所造成的功能缺失必須要有替代，這種替代就是刑事偵訊技術：ＤＮＡ物證檢驗技術，犯罪現(xiàn)場復原技術，心理測試技術，訊問技術等。當我們禁止警察用槍時，必須給他另一種制敵的武器——因為我們不想放走罪犯或讓警察受傷。社會有多種利益和價值：國家的，公眾的，犯罪人的，被害人的……。任何一方利益和價值過度張揚，都可能會傷害其他方的利益和價值的實現(xiàn)，而社會政策的形成是長期社會實踐中公共選擇的結(jié)果。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就會在強調(diào)“監(jiān)督和處罰”的同時，也重視刑事偵訊技術的研究和應用。或許，后者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刑訊逼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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