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健 ]——(2006-7-12) / 已閱9914次

挾持非婚生幼年子女
企圖迫使妻子見面的行為一定要公訴嗎？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辛巖（男）2000年農歷臘月十六與邱雪結婚，其繼女邱方方（9歲），一直與其姥姥共同生活，曾隨母在辛巖家住過幾次。兩人婚后不久開始鬧矛盾，邱雪多次跑回娘家。辛巖去叫，邱雪就說陳家欠賬太多，不愿回來。2001年，辛巖外出打工，掙來的錢全部交給 邱雪。邱雪卻將家里的牛、羊等物品全部賣掉，摩托車推到其親戚家，隨后住到其娘家不再回來，甚至被褥都沒留下。2003年春節(jié)后，辛巖多次登門要求與邱雪面談婚姻問題，邱雪一直避而不見，辛巖到處找邱雪無果。
2003年7月7日7點鐘左右，被告人辛巖租用一面包車，在邱方方上學的路上，強行將其挾持。因邱方方哭鬧，辛巖將事先購買的4片阿普唑侖藥溶入“雪碧”飲料中，給邱方方服用，致被害人昏睡，并欲將其帶至黑龍江雙鴨山市，企圖迫使邱雪主動與其見面。辛巖在火車站候車之際，被公安機關抓獲。公安機關以辛巖涉嫌綁架罪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二、分歧意見
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辛巖以迫使邱雪主動與其見面為目的，綁架他人作為人質，其行為符合綁架罪的構成要件。雖然就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來講，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明顯偏重（綁架罪量刑以10年為起點），但辛巖綁架他人為人質的行為侵犯了刑法所保護的人身自由權利，企圖迫使妻子見面的目的指向的是他人的意志自由和人身自由處分權，根據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應以綁架罪起訴。
另一種觀點認為，辛巖脅持非婚生幼年子女企圖迫使妻子就范的行為，其內容屬于家庭糾紛，其性質為行政違法行為，不宜適用刑法予以評價。應根據刑法第13條、刑訴法第15條之規(guī)定，作不起訴處理。但可依照《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第291之規(guī)定，對辛巖予以訓誡或責令具結悔過，提出給予辛巖行政處罰的檢察建議，連同不起訴決定書一并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刑法作為全面保護各種合法權益的最后一道法律屏障，只有在各種合法權益適用其他法律規(guī)范仍不足以得到有效保護的前提下，才予以適用。關于本案，從民法的角度，辛巖是被害人的監(jiān)護人之一，辛巖脅持非婚生幼年子女企圖迫使妻子就范的行為，系家庭成員之間的輕微侵害行為，尚未造成嚴重后果，其社會危害性并沒有達到犯罪構成所要求“嚴重”程度，內容尚屬于家庭糾紛的范疇。刑事司法實踐中對“婚內強奸”行為一般不以犯罪論處，家庭成員之間的盜竊、搶劫行為一般亦不認為是犯罪。實際上，在一些離婚糾紛中，當事人一方違背未成年人意愿將其脅持后隱藏、拘禁，迫使另一方讓步或就范的現(xiàn)象并不少見。若對這類行為通通評價為犯罪，則會大大擴大打擊面，不利于維護和諧的社會主義家庭關系，與綁架罪的立法本意亦不相符。
另外，根據犯罪構成理論，犯罪具有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處罰性三個特征。而刑事違法性與社會危害性具有統(tǒng)一性。刑法之所以禁止某種行為，是因為該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故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刑事違法性的基礎或前提，刑事違法性則是社會危害性的法律表現(xiàn)。刑罰的目雖然包括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但將類似辛巖的行為評價為犯罪，顯然沒有必要，與刑法的立法意圖相悖。就本案而言，被告人的脅持行為情節(jié)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并沒有達到犯罪構成理論所要求的嚴重的程度。社會主義法制理念中的公平正義理念，要求執(zhí)法者應該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權，執(zhí)法為民理念要求我們不能機械執(zhí)法，應該堅持“情、理、法”相統(tǒng)一的社會效果。
綜上，根據刑法第13條、刑訴法第15條之規(guī)定，對辛巖作不起訴處理，依照《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第291之規(guī)定，予以訓誡或責令具結悔過，提出給予辛巖行政處罰的檢察建議，連同不起訴決定書一并移送公安機關處理是正確的。
當然，即使公訴機關按照綁架罪公訴辛巖，法院針對案件的特殊情況，可以根據刑法第63條的規(guī)定，對被告人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但要履行煩瑣的程序，其結果也不得而知。

山東省臨邑縣檢察院 王健 劉宗勝 許萍萍 徐庭霜
0534——301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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